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

丹尼尔-卡尼曼（Daniel-Kahneman） 

1968年，为纪念“炸药大王”阿尔弗雷德-诺贝尔，瑞典中央银行在该机构成立300周年之际决定设立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；因此，尽管“经济学奖”并非诺贝尔本人意愿，公众依然将其同传统五大奖项（物理、化学、生理学及医学、和平、文学）并列而举。略显蹊跷的是，虽然犹太人素以精明的商业头脑闻名，但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开颁以来，在20世纪却没有出现一位以色列籍得主。好在这一尴尬记录刚一进入新千年便被打破。

2002年，以色列心理学家、经济学家丹尼尔-卡尼曼（Daniel-Kahneman）和美国经济学家菲尔诺-史密斯（Vernon-Smith）分享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。其中，丹尼尔-卡尼曼的突破性成就在于“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洞见引入经济学领域”，并提出“前景理论”（“Prospect Theory”）。

丹尼尔-卡尼曼的父母是立陶宛裔犹太人，1920年代初来到法国巴黎。1934年，在探望已经“回流”彼时尚被称为“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”的亲眷时，丹尼尔-卡尼曼的母亲临盆，于特拉维夫诞下了新生儿。之后一家人很快就回到了法国，不幸遭遇了“二战”浩劫。战后，正读初中的丹尼尔-卡尼曼全家回归自己的出生地，也是全体犹太人位于中东的故土。

移民英属巴勒斯坦“彻底改变”了丹尼尔-卡尼曼的人生。在这里他坚定地立志成为一名心理学家。17岁时，高中毕业的丹尼尔-卡尼曼申请延期服役、直接入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，仅两年后就获得心理学主修和数学辅修的学位。尔后，丹尼尔-卡尼曼开始了每一位以色列公民都必须经历的军旅生涯，年仅21岁时就被授予少尉军衔。1956年退役后，在母校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支持下，丹尼尔-卡尼曼远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、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；1961年，丹尼尔-卡尼曼学成归国，作为对母校的回报，他进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心理学系执教。在“圣城”从事教研工作的日子里，丹尼尔-卡尼曼逐渐成长为一名“成熟的心理学家”。

1960和70年代之交，丹尼尔-卡尼曼在美国访学时结识了阿摩司-特维斯基（Amos-Tversky），之后二人开启了延续三十来年的紧密合作，并在这一过程中结下了了深厚的友谊。1979年，丹尼尔-卡尼曼和阿摩司-特维斯基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人脑决策生成的研究报告，正是在这份研究报告中，二人提出了“前景理论”（又称“展望理论”）的表述。简单而言，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，人在可能获利时往往趋向于规避风险，而在面临损失时则会倾向于赌把运气。例如在进行投资时，如果已知方案A可以保证1000元的收益，而方案B有80%的概率可以创收2000元、却也有20%的概率导致平仓，那么人们将趋于选择方案A；反过来，如果已知方案A必然会造成1000元的损失，而方案B有80%的概率造成2000元的损失、但也有20%的概率可以保本，那么人们将倾向采取方案B。两年后，做为对“前景理论”的补充，二人又提出了“框架效应”（“Framing Effect”），既参考点的变化会影响人脑的决策，同样的事实，按照“收益型”和“损失型”两种相反的模式来表述，会产生迥乎不同的效果。以“600人流行病”这一案例来看，在被告知“方案A确保200人生还；方案B有1/3的可能全部生还、2/3的可能无人生还”时，72%的被试都选择了方案A；若被告知“方案A会导致400人死亡；方案B有2/3的几率全部死亡、1/3的几率全体得救”，那么78%的被试都会选择方案B。

在“前景理论”提出之前，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人脑对于经济决策的过程是“理智”的，但这一理论无法合理解释人们面对风险时表现出的明显偏好。丹尼尔-卡尼曼和阿摩司-特维斯基从心理学角度出发，成功地证明了在存有变数的情形下，人脑做出的判断和决策往往是违背经济学逻辑理性的。由此，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“行为经济学”的研究热潮，丹尼尔-卡尼曼也因此被部分学者尊为“行为经济学之父”。

丹尼尔-卡尼曼和阿摩司-特维斯基亲如兄弟。令人遗憾和伤怀的是，后者早在1996年就英年早逝，而诺贝尔奖的颁发向来遵循“只与生者”的习惯。在荣获诺奖后，丹尼尔-卡尼曼公开表示，这枚奖章“应当有阿摩司-特维斯基的一半”。

丹尼尔-卡尼曼头顶美国科学院院士、国际数量经济学会会员、实验心理学家学会会员等多项荣誉。获奖时，他的身份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。同时，丹尼尔-卡尼曼还是一名成功的作家，著有畅销书《思考，快与慢》。